“钓鱼执法”这事，一晃都快两个月了。我总想写点什么，但总是一个字都吐不出来。直到昨天看到某位先生拿孙中界取笑，我才突然觉得，我的心好痛。

　　为什么孙中界是不可以拿来取笑的，这先得全面看一看孙中界事件的前前后后：
　　1、有人（钩子）站到路中间拦车，孙中界只有两个选择：一是撞他、二是停车，他被迫停车；
　　2、那人不等孙中界同意带他，直接拉开车门坐在副驾驶位置上，他被迫做好事；
　　3、那人和孙中界没有对话，包括孙中界直接了当问他“你是不是钓鱼的”，他也没有吱声；
　　4、孙中界停车的瞬间，那人突然拿出钱来放在副驾驶位置前的台面上，他被迫非法营运；
　　5、那人拔车钥匙；
　　6、那人用左脚踩住刹车；
　　7、一群人冲上来，将孙中界强拖下车、夺走手机、搜走行驶证；
　　8、孙中界被要求签字，否则不能离开，包括不允许上厕所；
　　9、最后，由于内急攻心，他被迫签字；
　　10、之后就发生了孙中界自残事件。
　　
　　好了，事情经过已经简单回顾了，要再次说明的是，孙中界是被陷害的，陷害他的不是普通恶人，而是当权者。陷害他的还不是普通当权者，而是执法者。于是发生了一起哭笑不得的对话：孙中界提出要报警，对方告诉他“我就是警”。这就相当于岳飞大喊一声“我要申冤”，结果秦桧说：“你可以向我申冤。”
　　在这种情况下，孙中界可以做的只有三个选择：一是学习杨佳好榜样，二是忍气吞声，第三就是自杀或自残了。
　　像杨佳那样的人，如果生得早一些，今天会把他当成义士写进教科书的（比如《五人墓碑记》）。纵观上下五千年，华夏大地上发生过不计其数的农民起义。有哪一个起义者不是被逼上绝路后选择了造反这条惟一的道路？就像朱元璋这样天才的军事家，他也只想安安份份地当个穷和尚，要不是被人举报他私通义军，他哪里会去造反？都说杨佳不该杀几个与他无冤无仇的警察，这在我听来简直就是笑话。杨佳不是被某个警察迫害的，而是被“执法者”迫害的，他要么不反，要反就得反这个统治世界。如果你对几千年历史上的起义者心怀敬意，那么你最好把同样的敬意送给杨佳，因为杨佳与他们相比，唯一不同的是所生活的时代。
　　孙中界选择了与杨佳不同的路线，他没有造反，而是用自杀来保全自己的尊严。所幸同事及时制止才没有酿成悲剧。我不鼓励任何人自杀，但是像孙中界这样用自杀来维护尊严的人，我是心存敬意的。
　　而且，从事情随后的发展来说，我们都应该感谢孙中界。他用一根手指为千万司机带来了曙光。从这刻开始，那个手指不再是孙中界一个人的，而是14亿中国人的共同财富。
　　如果不是这一根断指，现在的上海、现在的中国会是什么样？我不敢想象。“钓鱼执法”并不是什么新鲜事，闵行区长期这么做，还因此拿了个奖。假如不是孙中界和张军，说不定闵行区明年还要拿个更大的奖，说不定他们的做法还要在全国推广。……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这一根断指，在我眼里就不是手指，而是一座纪念碑。
　　被人陷害——特指被当权者、甚至执法者陷害——后的第三个选择就是忍气吞声。我想，在所有被陷害的人里面，至少有99%是这样做的，“钓鱼执法”前几年一直没有暴光就是这个原因。但是，多数人这样选择并不表示这值得我们推崇。他们只是选择了对个人最有利的做法，却不是对社会最有利的。如果都是这样，社会将永无进步，甚至还会退步。
　　其实社会发展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在少数人的推动下发起的。当然，发起人很可能原本并没有这样远大的理想，甚至于他还会遭到周边人士的嘲笑与讥讽。但这并不影响他最终对社会的贡献。
　　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，其最根本的动力还是人民大众的创造力。但是，来自人民大众的生产创造是连续的，而社会的前进却是阶梯形的。从哲学上说，每一次社会的变革都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，但是从另一个方向看，每一次变革却都有着某些偶然因素，比如变革的推动者偶然诞生了。
　　在科学界，人们用这样的话来评价对爱因斯坦：“如果没有爱因斯坦，相对论早晚也会被发现，但是要晚几十年”。我今天也要把这样的话拿来献给孙中界：
　　如果没有孙中界，钓鱼执法迟早也要暴光，但是要晚几年。
　　孙中界他是中国的巨人。顺便提一句：孙志刚也是。